“礼仪之邦”的文明曙光

　　周公庙前的周公雕塑。

　　宝鸡市经二路小学学生在研学实践中体验周礼文化。

　　相传周朝将兴盛时，岐山有凤凰鸣叫。因此凤凰成为周兴盛的吉兆。图为凤鸣岐山雕像。

　　渭河浩浩，渭水汤汤，流淌千万年。她孕育了灿烂的文化，造就了强盛的大国。就在渭河北岸，礼仪之邦的文明之光璀璨绽放，周文化照亮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道路。周公、周原与周礼，为中华文明镌刻下留存至今的印记，深深融入我们的血脉之中。

　　周公

　　“元圣”流芳千百年

　　走进岐山县的周公庙，古朴之风扑面而来。这座始建于唐武德元年的庙宇，距今已有1300余年的历史。穿过周公庙前庭，一位峨冠博带的谦谦君子站立在八卦亭前。

　　这，便是周公。

　　苍穹之下，周公的神情淡然优雅。那是惊涛骇浪后的云淡风轻。

　　纵观周公的一生，交织着铁血果断的决意杀伐与德化为名的治世情怀。留下名篇《过秦论》的西汉文学家贾谊曾说：“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父兄身故之后，周公继承了父兄遗志，开启了自己的治国安邦之路。

　　渭河水，浪淘沙，千年的时光消不去伟大人物留下的历史印迹。时至今日，周公的“仁政之风”依旧铭刻在青铜器的金文里。宝鸡周原遗址博物馆馆藏的部分微氏家族青铜器，就是当年周公施行仁政的有力印证。据金文记载，微氏家族本为商朝遗民。这个家族的祖先于周伐纣后来觐见武王。周公亲力亲为，为他们安排土地和房屋，让他们定居生活。这个家族后来世代做史官，为周朝的统治作出贡献。

　　为了巩固新政权，周公还投身到典章制度的订立和完善之中，史称“制礼作乐”。和前代的礼制不同，周公创造性地将周礼建立在道德理性基础上，使之演进为一种人文文化。被我们沿用至今的人类生存，交往的人伦秩序，以及社会生活、人际关系和人生普遍原则隐匿其中。周公在周礼中倡导的秩序，拥有着超越时代的“普世性”。

　　这是中国“礼仪之邦”的基石，也是儒家文化的心魂。追寻着周公的足迹，孔子提出了“克己复礼”的思想。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将孔子奉为“至圣”的同时，更将周公奉为“元圣”。

　　周文化博物馆是国内首家系统性展示周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内容的数字化博物馆。

　　周原

　　窖藏金文证千秋

　　渭河北岸，北山山系横亘了整个陕西。在这片大山的西部，神鸟凤凰的一声鸣啼，宣示了文明的破晓。在一片名为周原的土地上，上演了文明肇始的传奇。

　　先民们在周原找到新的庇护所，安居乐业。他们也许从未想过，数千年之后的人们还能窥见他们生活的一角，并赞叹这份属于他们的辉煌。

　　如今的周原遗址位于宝鸡市扶风、岐山一带，东西长达70公里，南北宽约20公里，大量珍贵的国宝青铜器在此出土，周原博物馆也位于其上。

　　与大多数博物馆不同，周原博物馆的展厅中央，陈列的不是“镇馆之宝”，而是一尊田野考古工作者的群像雕塑。雕塑中的考古工作者们神情专注，在认真地测量、记录。他们行走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经历了70多年的风风雨雨。一代代考古工作者，用手中的探铲、刷子，慢慢还原出一个完整、清晰的周原，跨过数千年时光，向世人展示文明肇基的风采。

　　从1943年石璋如先生走进周原开展调查，到1976年12月庄白一号窖藏出土，再到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曾经的周原，成就了礼乐文明之都；今日的周原，成为中国考古的重地。时至今日，庄白一号窖藏仍然保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出土青铜器数量最多的纪录。

　　数量庞大的实物证据，让周代的历史愈发丰满，也解决了中国断代史研究的一桩桩“悬案”。譬如微氏家族青铜器中的史墙盘，其铭文就有足足284字。铭文记载了各代的史实，包括周武王时北方戎狄未定，对东夷的征讨等史书中的相关事件，都得到了实证。其中最重要的，还有对整个微氏家族谱系的记载与溯源。宝鸡周原博物馆馆长张亚炜表示，史墙盘金文对于研究当时社会的政治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周礼学堂。

　　周礼

　　润泽千年养心魂

　　渭河滋润着周遭万物，正如周礼及其衍生出的德行，默默滋养着“礼仪之邦”百姓的心魂。

　　在很多人看来，周礼只是一个封建社会的“遗物”，殊不知，它却以巧妙的姿态，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碗岐山臊子面，从制作工艺到食用方法，都深深地打上了周礼的烙印。”岐山百年美阳民俗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俞红说，岐山臊子面以前有个规矩就是只吃面，不喝汤。但剩汤从来不作为废汤处理，而是要端回厨房，倒入原汤锅里，继续加工、加热、补充，一次次循环往复于席厨之间，直到酒足饭饱为止。这种行为就是周代“馂余”之礼的衍化形态。

　　什么叫“馂余”？岐山县文旅局局长杨慧敏解释：“食之余曰馂。”“祭有馂”本是周礼的一个组成部分，用意在让后来人不忘天地祖宗君王上人的恩惠。这礼仪历经沧海桑田，却仍相当完整地保留在衣食住行的一个个细节之中。

　　周礼是我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百姓的饮食起居、婚丧嫁娶，到庙堂上的人事调动、军队征伐，都遵循着周礼的规定。与商代的“君权神授”、盛行巫卜不同，周人将建立秩序的重心转移到人身上，在周礼之中萌发出“敬天爱人，德政保民”这样朴素的民本思想。

　　历史车轮滚滚前行。虽然各个时期的礼仪制度有所差异，但它们却不约而同地围绕周人的“仁政”“德行”而展开，并逐渐演化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观念结构，超越了一时一地的时空局限，长久地对中华文明精神内核予以滋养。直至今日，我们所遵循的社会伦理，依然构筑在周礼的基石之上。

　　周公、周原、周礼，留给世人的是以“和”为内在精神的周文化。它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天人合一，保护自然资源，反对破坏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主张以和为贵，相互理解、尊重；人与自我的关系主张身心和谐，保持平和的心态……今天，我们仍然带着这份内在精神，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向前。

　　这便是周文化，贯穿文明，跨越时光。（记者 申东昕文/图）

　　记者手记

　　从“神”到“人”的发现之旅

　　长河落日，极尽自然之壮美。大江大河，是人类文明的滥觞。尼罗河畔肥沃的黑土地孕育了神秘的古埃及文明；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之间的“新月沃地”造就了苏美尔诸城邦的辉煌；印度河、恒河边上建立起婆罗门和佛陀的国度；而在黄河及其最大支流渭河两岸，中华文明的赓续未曾阻断。

　　不同的文明奔跑于各自的赛道之上，书写着属于它们的传奇。但就像人类生长一样，有的“早慧”，有的“晚熟”。同一历史时期之下，人类的社会形态千差万别。

　　人类社会从诞生之初，就存在着一个理念——“神”主宰万物。

　　宗教神学的理念伴随着人类，经历了城邦的建立，经历了王朝的兴起，经历了帝国的征服。它让古埃及的奴隶建立了宏伟的金字塔，让斯巴达的战士面对波斯人的入侵英勇无畏，也让阿育王教化万民，几乎统一印度次大陆。

　　在文明之初，宗教理念爆发出惊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但同时，狂热极端的宗教信仰也酿成了许多桩惨剧。伟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因为所谓“渎神”被处死，中世纪西班牙的妇女遭受“女巫审判”的迫害，玛雅遗迹里数以百计的活人殉葬，都在向世人诉说着宗教极端化后反理性和反人类的一面。

　　幸而，我们的先辈让我们的文明成为“早慧”的那一个。在历史大家王国维称之为“殷周革命”的事件中，渭河北岸的周人施行德政、制定礼制，摒弃商朝以来的巫卜之风，在世界范围内将“人”本身推到了台前。民生、民气、民心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纵然崇拜、祭祀、人殉等习俗因为其历史惯性没有彻底废除，但有周一代，“把人当人”的原始朴素人道主义精神在他们的社会中生根发芽。

　　这趟从“神”到“人”的发现之旅充满了艰难险阻。公元前1046年的牧野，战云密布。殷商与周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对双方而言，这场战争是复仇之战、是理念之战、是天下之战，更是存亡之战。

　　从起兵到决战，所有周人已经没有了退路。神权统治之下的商朝，给包括周人在内的周边部族，大多带去了深重的灾难。在殷商中后期的历史中，王朝迅猛扩张，骏马拉着两轮战车四处驰骋，一批又一批俘虏被抓回国都斩首祭神。最为恐怖的是，商人对于活人祭祀的活动少有限制，从政令杀伐到祈风求雨，甚至连房屋奠基等场合，都会处决奴隶以祭鬼神。时至今日，商人文化所到之处，如河南偃师、郑州的商代早期遗址，甚至东南到江苏铜山，也都有大型人祭场的遗址。累累骸骨告诉世人：这里掩埋了被忘却的血腥文明，掩埋了梦魇般恐怖而悠长的岁月。

　　周人想要推翻商朝，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商人把被斩杀的奴隶叫“人牲”，周人就“把人当人”。这种做法还有另外两个名字：“仁”“人其人”。若周人在牧野失败，也许“仁”字不存，“德”字下面的“心”也难以出现。

　　那时的周人，很可能失败。回到牧野，周人的多民族军团和森林般的殷商奴隶军相比，显得那样孱弱。但历史的转折就发生在那一天，商朝人也许忘记了他们是怎样虔诚地将奴隶们的血肉献祭给鬼神，但奴隶们没有忘。奴隶们临阵倒戈，殷商王朝灰飞烟灭，绝望之下的纣王站在高台之上，望着无尽的河山，将自己焚于熊熊烈火。

　　在某种意义上，殷商君主成了这个王朝灭亡之前，最后一个被献祭给神明的人。

　　大火熄灭之后，崭新的时代拉开序幕。推崇周文化的孔子，一辈子“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思想对于秦朝以后的中国影响力巨大，中国人更愿意投身于与自己实际相关的活动中去，而不是盲目地追求宗教以寻求解脱。踏实、务实被刻在了中华民族的骨子里。

　　纵观世界，人类天性应当是反抗神权的。在“殷周革命”2000多年之后，人文之光在意大利绽放出璀璨的光芒。但丁、薄伽丘、彼得拉克，他们用手中笔，书写摆脱了神权桎梏的人类天性。北方的神圣罗马帝国境内，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振聋发聩，大声疾呼“因信称义”。这是人类从“神”到“人”的发现之旅中的关键一步，间接推动了现代社会的产生。直至后来的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上帝”的角色也从“全知全能”被逐步边缘化。物质决定意识，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也让自己变成了时代的主宰者。

　　还记得之前在秦岭上的一次偶遇，当地群众的话发人深思。乘坐索道上至太白山，越过小文公保护站，我们能见到周围几座简易的神龛上系着几条红绸子。当地群众说：“以前周围人传说秦岭山里路边的‘土地公’很灵验，所以我们会专门上来系红绸子祈愿。但这些年，系在上面的红绸子越来越少了。”

　　当被问及原因时，他说：“家里都忙着搞脱贫产业增收，上来系它干啥。”（申东昕）

编辑:王嘉